罗伊·瓦杰洛斯：给世界、中国和未来的礼物

原创 王丹红 知识分子 2019-09-29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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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罗伊瓦杰洛斯先生在北京故宫

摄影/王鸿飞

前 言

今年10月，瓦杰洛斯先生将迎来90岁生日，也是默克公司将重组乙肝疫苗技术转让中国三十周年纪念。在此，我回顾15年间作为《科学时报》记者和《知识分子》专栏作者，在北京和纽约两次采访瓦杰洛斯先生的经历，向读者介绍他的人生经历和对人类的卓越贡献。

三十年前，1989年9月11日，在时任董事会主席、总裁罗伊·瓦杰洛斯（Roy Vagelos）的决策下，美国默克公司与中国代表团签署合同：将最新基因工程乙肝疫苗技术，以700万美元底价转让给中国。

此后两年多，默克为培训中国工程师、帮助中国建两家工厂的费用超过了这个数目。1993年，中国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基因工程疫苗；中国政府将新生儿免费接种乙肝疫苗纳入国家计划，30年间，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此疫苗。

作为一名医学博士、医生、科学家和制药公司总裁，瓦杰洛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不止于此，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慈善家。

1975年-1994年，在瓦杰洛斯的领导下，默克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新药发明方法，研发出多种新药，其中就包括河盲症药。1987年5月，在河盲症药被法国政府批准使用后两天，他决定：默克公司向世界上所有需要这种药物的人们免费发放此药，直到这种疾病被根除！数以亿计的贫困患者因此得到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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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杰洛斯和夫人戴安娜在纽约家中

来源：thenationalherald.com

瓦杰洛斯先生不仅缔造了卓越事业，他还拥有幸福的生活和温暖的家庭。他和夫人戴安娜已经结婚64周年，有四个儿女和众多的孙子孙女。他们曾为母校捐赠三所大楼、设立奖学金项目和奖学金基金，捐资金额超过4亿美元。

瓦杰洛斯为什么能做出如此巨大的成就？他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撰文 | 王丹红

责编 | 夏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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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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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学生瓦杰洛斯在默克实验室实习

来源：Medicine,Science and Merck

1929年10月，瓦杰洛斯出生在美国。几年前，他的父母从希腊移民美国，在新泽西州的一个小镇开设了家庭作坊糖果店。瓦杰洛斯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有一个姐姐和妹妹。1947年他被宾夕法尼大学录取，成为家族两代人中的第一位大学生。

瓦杰洛斯的爷爷是位医生，拥有雅典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父亲虽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深知教育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不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事业。他和妻子起早摸黑辛苦劳作，期望儿子能够上大学改变命运。即使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的困难时期，他们也让儿子在课余时间学习小提琴和希腊语。

1941年，瓦杰洛斯父母带着三个子女，离开了家族企业，搬到新泽西北部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小镇罗韦（Rahway），买下一个供应便餐的小餐馆。这一年，12岁的瓦杰洛斯上了小镇的公立高中，高中代数老师布罗考女士成为他生命中的第一个 “伯乐”，发现他学习能力强并鼓励他挑战高深知识，毕业时他是班级里最优秀的学生。

他和姐妹们一样，每天放学后都要在餐馆里帮忙。未曾想到的是，在餐馆里用餐的默克制药公司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激发了他对化学的兴趣，作为一名高中生，虽然他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但他知道了化学是制造药品的基础。还有一点，他说：“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工作有极大兴趣，而且还是非常快乐的人，我喜欢他们的生活方式。”

临近高中毕业，瓦杰洛斯对大学的认识极为有限，只申请了三所大学。在获知他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没有录取他；幸运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罗格斯大学接受了他，不同的是罗格斯大学提供全额奖学金，宾大提供半奖。他说：“我了解到宾大有更多的化学课程和更杰出的教授、而且宾大有更好的研究生课程和最好的医学院后，我选择了宾大。”

1947年9月，父母开车送他去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接下来的大学时光里，教室和实验室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 “我想成为默克化学家一样的人，我选修了所有的化学课程……爱伦·戴教授的有机化学课非常有趣：有机化学讨论的是所有生命体的分子组成部件，我学习如何用分子形成新物质.....我被化学深深吸引，我爱化学。” 瓦杰洛斯说。

由于学习刻苦努力，瓦杰洛斯用三年的时间便完成了四年的课程，并被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录取。

1950年秋天，他来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但第一年对他来说并不容易。 “我从小学时就不擅长记忆，解剖课百分百需要记忆，太难了，我甚至想到了要退学......幸好还有生物化学这门课程和其它一些课程，让我感觉自己还是有能力做一些事。我幸存下来，逐渐发现可以将化学知识应用于医学。” 瓦杰洛斯回忆道。

在繁重的学习之际，瓦杰洛斯仍然积极参加校园社交活动；在一次圣诞晚会上，他遇见了自己的一生至爱。

一见钟情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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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瓦杰洛斯和戴安娜在纽约举行婚礼

来源：Medicine, Science and Merck

1951年圣诞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聚会上，23岁的瓦杰洛斯遇见了一生的爱人：戴安娜·特利亚托（Daina Touliatou）。

那时的特利亚托是哥大巴纳德学院的一年级新生，第一次聊天，瓦杰洛斯就发现他们之间有诸多共同之处：她的父母也是来自希腊的第一代移民，她同样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而且都获得了奖学金资助，他们都热爱音乐、艺术和体育。

“我立即被她的个性、聪慧和惊人的美丽吸引着了，这应该是真正的一见钟情。” 瓦杰洛斯说。

他们都热情追求智慧并有强烈的竞争性，同时也有互补之处：瓦杰洛斯致力于相对狭窄的科学，戴安娜的兴趣却非常广泛，她主修经济学和政治，高年级时当选为巴纳德学院学生会主席。她邀请他到百老汇看歌剧、逛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他们喜欢印象派画家，特别是梵高；他们热爱考尔德、亨利·摩尔和贾科梅蒂的怪诞雕塑......他们深深地相爱了。

1954年，瓦杰洛斯在哥大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到波士顿麻省总医院作见习医生。

1955年，戴安娜大学毕业后，俩人结婚。戴安娜随他来到波士顿，在哈佛商学院获得一个职位，年薪3000美元，是瓦杰洛斯作为住院医生收入的5倍。 “但我们知道，这只是临时性的，我为未来奋斗，戴安娜负责家庭，我们享受共同生活的愉快和舒适。”瓦杰洛斯说。

同年夏天在麻省总医院完成培训后，瓦杰洛斯原本计划到陆军做一名军医，履行自己因学业而推迟的两年部队服役期——瓦杰洛斯本应在朝鲜战争期间服役两年。但医院病区护士长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她说：“你应该到国家卫生研究院（NIH）访问，我的男朋友正在那里。”

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两天访问中，他获知可以将自己的服役期转到国家公共卫生机构，作为一名研究型医生来履行服役义务——一半时间做医生，另一半时间做研究。

最幸运的是，在这次访问中，他遇见生命中的另一位贵人：生物化学家厄尔·施塔特曼（Earl·Stadtman1919--2008）。在这位良师益友的激励下，瓦杰洛斯从一名医生成为了一名科学家。

千里马遇见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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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生物化学家厄尔·雷切·施塔特曼（Earl Reece Stadtman，1919–2008）博士，以研究酶和厌氧菌著名，1979年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

图片来源：https://wikivisually.com/wiki/Earl_Reece_Stadtman

“我从未接受过一个医学博士（M.D）作博士后。” 施塔特曼博士在面试瓦杰洛斯时说。

当时，所有跟随斯塔特曼工作的科学家们都拥有生物化学领域的博士学位，而瓦杰洛斯只在医学院时上过一门生物化学的课程。在第一次会面中，斯塔特曼对他的研究兴趣和能力表示怀疑，但还是花时间向他详细解释了自己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几个项目。

施塔特曼研究微生物的新陈代谢，即微生物如何产生和保存能量、生长过程怎样被酶调控。他向瓦杰洛斯讲解自己的研究，包括微生物发酵、脂肪酸如何被打破、辅助酶CoA等。

这次面试成为瓦杰洛斯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他由此从一名临床医生成为一名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他说： “那时在 NIH，施塔特曼是一位年富力强的顶尖生物化学家，我26或27岁，他大约在37岁左右，他在 NIH 的国家心脏研究所工作，与他的会面是一次真正的人生经历，他对自己正在做的研究如此激动，他说话声音却非常柔和。”

在施塔特曼的实验室，瓦杰洛斯逐渐认识到：像其它催化剂加速化学反应一样，细胞中的酶也是一种神奇的催化剂：极小量就能引起极高速的反应，在细胞里，几个酶分子就能将糖高速转化为脂肪，而且酶具有高度的专一性：分解脂肪产生能量的酶，完全不同于产生脂肪储存能量的酶。

1957年，瓦杰洛斯计划结束 NIH 两年的工作、前往哈佛大学医学院，但施塔特曼鼓励他留下，并为他带来了一名终生的挚友：阿尔弗雷德·阿尔伯茨。

1966-1974 华盛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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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阿尔弗雷德·阿尔伯茨在NIH生物化学实验室

因为遇见施塔特曼，原本计划在 NIH 工作两年的瓦杰洛斯实际上在那里工作了九年，直至1966年他应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邀请，出任该大学生物化学系主任。包括阿尔伯茨在内的几位 NIH 研究小组的同事，也跟随他到了大学。

离开 NIH 时，瓦杰洛斯已经是一名在生物化学的前沿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来到华盛顿大学后，他有了研究员和教授的双重身份，在这里他度过了生命的另一个九年。

从 NIH 到华盛顿大学，近二十年的研究，极大地提高了瓦杰洛斯和同事们对脂质生物化学的认识，特别是酶、辅酶、运载蛋白对于细胞的正常和病理作用。他说：“我认为，我对酶的研究是认识疾病的最好途径。”

在华盛顿大学工作期间，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曾邀请他做大学的教务长，但他从未想过做教务长。在瓦杰洛斯看来，研究是他一生的事业，而“教务长什么事都要做，除了研究之外。”

谢绝了教务长的邀请后不久，1974年下半年，他接到默克公司一位老朋友的电话，这位负责研究的副总裁问他是否愿意做默克研究部负责人。他回答说：“不，我没有兴趣。”老朋友没有放弃，接着说：“你为何不到默克来访问一次呢？”

考虑到去新泽西州罗韦访问默克研究部的同时，也能看望父母，他同意了。

对于这次访问，瓦杰洛斯回忆说： “在默克实验室，我看见他们用模式动物做实验：首先让某种动物患高血压、心脏病或感染性疾病，然后化学家们再将各种化合物注射到患病动物体内，看看有什么反应，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化合物在体内具体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完全没有在分子水平上认识药物的作用，也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知其然不知其所然。当我看到这些时，我想：天啊，我从未想过进行发现药物的研究，但我知道如何用更好的方法来做事情。”

不过， “用更好的方法来做事情” 对当时的瓦杰洛斯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那一年他45岁，在华盛顿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做得很成功，他也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四个孩子分别上了高中和小学，而搬家、离开好朋友和熟悉的环境，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和戴安娜讨论了3个月：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挑战，也许不成功，但这样做也令人激动——如果将自己的生物化学知识和研究方法应用于药物开发，并且做出了重要发明，这将有益于更多的人。妻子的支持，最终帮助瓦杰洛斯做出了这个并不容易的决定。

“我从未在没有与戴安娜商讨、并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做过任何重要的职业选择；我们从来没有在任何重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这也许是我们的婚姻持续至今的原因。如果我们之间没有分享如此之多的价值观和兴趣，也许，这种生活方式并不会让戴安娜感到愉快。”瓦杰洛斯说。

他也感激妻子当初对家庭的选择：“假如我们的生活是从今天开始，戴安娜对政治、科学、历史和经济学的兴趣，加上她在大学的领导经历，她很可能会到法学院深造甚至从政。但回到1950年代，希腊传统加上美国传统价值观，还有她个人的考虑，她选择了我们的家庭。”

在当时，学界对于去产业界仍然抱有成见。获知他要离开大学到制药公司，一位老朋友气急败坏地说：“罗伊，你知道吗， 你要去卖牙膏和梳子了！”

默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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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第一个降胆固醇药洛伐他汀（Lovastatin）1987年获FDA批准上市，默克将洛伐他汀的药号MK803作为公司一架直升飞机编号，如飞机尾翼所示。第一排左二为阿尔弗雷德·阿尔伯茨（手持飞机模型者）、左三为瓦杰洛斯。图片来源：http://www.asbmb.org/asbmbtoday/201809/Retrospective/Alberts/

默克公司于1933年建立了第一个科研实验室，为医学研究做出过杰出贡献：第一个提炼、制造了维生素B12、生产出第一个类固醇可的松、第一个研制出治疗肺结核的药物......1970年代，默克的研究实验室成长为一个庞大机构，研发队伍有约1800人、年度预算为1.25亿美元，比瓦杰洛斯所在大学里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大得多。

1974年底，当默克公司聘请瓦杰洛斯时，他对公司总裁亨利·加兹登（Henry Gadsden ）说： “如果我成为实验室负责人，我希望彻底改变药物发现的方法。我从未做过药物研发，但我想用我认为更为科学理性的方法来发明新药。”

亨利回答： “如果我们不想大改变，我们就不会和你谈。”

1975年的一天，瓦杰洛斯到默克工作。他回忆道：“这一天对我和默克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天，因为我从纯基础研究转入了应用研究，而默克则开始了在分子水平上的药物研究和开发。”

阿尔伯茨和他的研究团队是瓦杰洛斯的左膀右臂，有了这样坚定实在的支持，他决定从用生物化学方法寻找控制胆固醇的药物着手，以酶、蛋白质和受体等分子为靶标，开发药物。

“确定用分子靶标来发明药物的方法并不我发明的，只是我说服大家使用这种方法。当时药界已经零星地使用这种方法，治疗高血压的B-阻断剂药物就是以特定分子受体为靶标而发明的，但当时没有一个实验室以这种方法为主要发明模式。” 瓦杰洛斯说。

1987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督管理局（FDA）批准默克公司发明的降低胆固醇新药洛伐他汀（Lovastatin）上市，而洛伐他汀正是在瓦杰洛斯的领导下，以阿尔伯茨为主的研究团体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发明的靶向分子药物。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医学突破。

“从1975启动项目，到新药批准，这个项目共用了12年的时间，这是开发一个新药研发的平均时间。这个项目的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彻底改变了发明药物的方法，我们集中于酶、蛋白质和受体等分子靶标。” 瓦杰洛斯说。

洛伐他汀和同期发明的斯伐他汀（Simvastatin）降胆固醇药物，成为默克公司第一款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Blockbusters）药物，并为制药界新药发明方法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1975年-1984年瓦杰洛斯任默克研究实验室主任期间，实验室开发出了许多拯救生命的新药，除了洛伐他汀和斯伐他汀，还有抗寄生虫药伊维菌素（Ivermectin）。

河盲症药：给世界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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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瓦格洛斯和前美国总统卡特（左一）在非洲向村民们发放河盲症药

图片来源：Medicine, Science and Merck

“我们能否试一试用这种药治疗河盲症吗？”

1980年初的一天，两位默克科学家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和穆罕默德·阿齐兹（Mohammed Aziz）走进瓦杰洛斯的办公室，阿齐兹向瓦杰洛斯问道。

这一天，成为默克研发河盲症新药的新起点。

从1975年开始，默克研究实验室寄生虫学家坎贝尔领导的团队，对4万多种从世界各地获取的土壤样品进行抗生素筛选分析，并发现了唯一能杀死动物体内线虫的新抗生素。这份微生物培养液的土壤样品来自日本——1974年，日本北里研究所微生物学家大村智（Satoshi Omura）根据合同，将大约50种经筛选后不能产生当时任何已知抗生素的土壤微生物样品，送至默克公司。

1979年，包括坎贝尔团队在内的默克科学家，在《抗菌制剂和化学疗法》（Antimicrobiaol Agents and Chemotherapy）上发表论文。经过数年努力，他们鉴别、纯化出新抗生素中的活性物质：阿维菌素（Avermectin）；1980年，默克研究团队将阿维菌素化学修饰为伊维菌素（Ivermectin），可杀死动物体内的线虫。

1981年，作为治疗动物寄生虫病的新药，伊维菌素获准上市，并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兽医产品。农场主们用这种新药治疗被寄生虫感染的牛、羊、猪、马和狗等，销售量创动物用药历史新高。

伊维菌素是一种神奇的药物，奶牛只需口服一片，就能杀死肠道内的寄生虫，而且还能杀死叮咬其体表的蚊虫；它也能杀死危害狗健康的犬心虫。

1980年的那一天，在瓦杰洛斯的办公室，阿齐兹和坎贝尔提出用这种药治疗河盲症的可能性。

作为默克临床病专家，阿齐兹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临床病理学博士学位，在伦敦卫生和热带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卫生医学院接受过培训。他向瓦杰洛斯介绍了由蚊虫传播的河盲症流行病的严重性。

象皮症、河盲症、疟疾等，寄生虫疾病,威胁全球性公共卫生。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方网站

黑蚊滋生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河流中，叮咬人时，会传播从其它感染者身上获得的微丝蚴，这种寄生虫会在受害者皮肤里发育长成，形成囊肿，成千上万地繁殖，时间长达14年，令感染者骚痒难忍。当微丝蚴感染到眼部时，会导致炎症、疤痕和失明，这种寄生病因此被称为 “河盲症”。

阿齐兹告诉瓦杰洛斯，仅仅在非洲撒哈拉沙漠南部，就有1800万人被感染；在非洲西部一些村庄，55岁以上人群中失明者达60%；世界卫生组织估计，9000万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群受到盘尾丝虫的威胁，现有防治和治疗措施并不十分有效，而他们是世界最贫穷的人口。

在发现伊维菌素能治疗马体内一种类似微丝蚴的寄生虫后，坎贝尔开始思索：能否对伊维菌素进行改造，制成适合于人类的抗寄生虫药？

瓦杰洛斯说：“我想，如果伊维菌维能对付导致河盲症的寄生虫，那么就像在非洲，在美洲中部和南部，这类药物会有巨大的需求量。但是，受到威胁的贫穷人群和他们的政府均无力购买这类药。然而，这不是默克的科学家、也不是我关心的问题。重要的是：伊维菌维能否控制河盲症？”

他立即行动，派遣阿齐兹率领一个团队赴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启了伊维菌素治疗人类寄生虫病的新研究。为了区别于动物用药，科学家们将药名改为异阿凡曼菌素（Mectizan，为了阅读方便，下文中将Mectizan称为河盲症药）。

一项项新研究成果令人惊喜。从法国巴黎到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对人体的第一次临床试验显示：只需口服一片片剂，就能消除患者体内的微丝蚴。河盲症药的基本原理是：药物通过进入寄生虫的脑血屏障而致其死亡，但它不会进入人的脑血屏障，所以对人体无害。

从1980年到1987年，河盲症药经历了七年的研发过程。期间，瓦杰洛斯从默克研究部主任逐步成为公司总裁、首席执行官、董事会主席。

1987年，法国政府突然告知默克：计划批准河盲症药。不同于没有河盲症的美国，法国有来自前非洲殖民地的移民，其中包括河盲症患者。

“我们的临床试验成功了，法国政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两天内批准了河盲症药。我们匆忙安排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新闻发布会，我和同事们讨论：默克此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瓦杰洛斯回忆道。

来不及召集董事会征求意见，他必须做出决定。他再次面临灵魂拷问：

“我反思最初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所接受的医生培训，以及默克使命：为社会提供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河盲症药拥有神奇的疗效，能提升世界数千万人的生命质量；而且这种药具备可实施性：一年只服一片，而不需要严格执行一日三片。”

在新药获法国政府批准后两天，默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瓦杰洛斯在会上宣布：“我决定：默克将向世界上所有受危及的需要者免费发放河盲症药，直至这类疾病在地球上被根除。”

统计数据显示，1987-2009年间，从非洲撒哈拉南部、拉丁美洲到亚洲，默克每年治疗约9000万患者，在这些地区，微丝蚴的循环圈也被截断，黑蚊传播疾病的源头被中止了，河盲症被根除了，曾经的患者已停止服用这种药物了。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案例：一家公司贡献的一种药物，根除了世界上的一种疾病，这令我和戴安娜倍感欣慰。” 罗伊·瓦杰洛斯在2010年时说。

然而，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默克科学家们的伟大贡献，却被世界忽略了！

诺贝尔奖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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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日，瑞典诺贝尔奖基金会，威廉·坎贝尔和夫人手持诺贝奖章。来源：Nobel Media AB 2015 摄影：Alexander Mahmoud

2014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在纽约家中，瓦杰洛斯接到老朋友、时任加拿大盖尔德纳基金会主席约翰·迪克斯（John Dirks）的电话：

“罗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今年的盖尔德纳全球卫生奖将颁发给日本的大村智先生，他发现了土壤微生物除虫链霉菌，并和默克合作，发现、纯化出活性生物成分阿维菌素，研发出治疗多种寄生虫病的伊维菌素，在全球范围内几乎根除了河盲症。你一定很高兴吧！伊维菌素是默克在您的领导下研制成功的。”

瓦杰洛斯大为震惊，他立即在电话纠正说：“你们错了，阿维菌素是威廉·坎贝尔和同事发现的。根据合同，大村智在1974年向默克送来约50份没有任何活性的土壤细菌样品，坎贝尔团队在4万多份样品中，发现唯一具有杀虫力的样品，这份样品来自大村智所送样品系列中的一个。阿维菌素是坎贝尔和同事发现、提纯、鉴别化学结构、并进行化学修饰之后，才研制成药。大村智对此一无所知。默克根据合同，支付了大村智相应的费用，在样品送到默克后，他没有参加过其中任何的发现和研发工作。”

但当时是颁奖前的一个夜晚，主席回答说：“罗伊，抱歉，这个奖已经确定了，没有办法修正了......”

瓦杰洛斯此时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默克因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和开发，忽略了学术界的荣誉。他也是这时才发现，大村智之前不仅因此独享诸多国际荣誉和认可，现在又独自获得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盖尔德纳基金会大奖。他意识到，如果诺贝尔奖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将诺奖单独授予大村智，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错误，而且极为不公正。

他再次行动，立即召集当时参与阿维菌素工作的默克科学家们，收集资料，反省当年发现、研发的过程，以及与大村智的合同。会议决定，由瓦杰洛斯以默克退休总裁、首席执行官和阿维菌素项目领导的身份，致信诺贝尔奖委员会，说明如果将相关工作的功劳和荣誉授予大村智，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2014年7月1日，瓦杰洛斯致信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瑞典卡洛琳研究院教授Juleen R·Zierath，指出盖尔德纳基金会授予大村智全球卫生奖的理由不符合事实、大村智歪曲了自己在阿维菌素发现中的作用、也知道大村智还会找人给自己提名诺贝尔奖...... 希望这封信能提前给诺贝尔奖委员会提出建议，更为谨慎地挑选获奖者。

令人遗憾的是，这封信没有阻止大村智获得本不属于他的诺贝尔奖，但值得欣慰的是，默克科学家由此争得了一席之地。2015年10月，坎贝尔和大村智共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分享一半的诺贝尔奖金，另一半则由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开创对付疟疾的全新疗法。

乙肝疫苗：给中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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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铠院士手持重组乙肝疫苗

图片来源：Merck&Co.Inc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乙肝是导致人死亡的第二大病因，仅次于烟草。

1986年，默克公司研制出人类第一只基因工程疫苗——重组rDNA乙肝疫苗，并获 FDA 批准上市。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新型乙肝疫苗，成本价格比血源性疫苗低，携带乙肝表面抗原的母亲所生下的新生儿，83%-95%在接种疫苗后会得到保护。

在同一时间段，中国启动了三个乙肝疫苗研究项目：重组酵母乙肝疫苗研发、重组 CHO 细胞表达乙肝表面抗原研发、重组痘病毒乙肝疫苗研发。但第一个项目因主要研发人员出国而中断，第二、第三个项目虽然成功拥有知识产权，但尚无法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时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的赵铠在领导疫苗研发的同时，紧跟世界疫苗前沿，他向卫生部建议，当务之急是引进世界最先进的乙肝疫苗生产线。

“1982年，在香港，我们与默克科学家会面。1984年，卫生部派遣一个代表团赴美国，默克向我们展示了重组乙肝疫苗技术。回国后，我们向卫生部汇报：如果我们需要引进新技术，那么就应该是默克公司的重组乙肝疫苗技术。1988年9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美国，与默克公司谈判引进乙肝疫苗技术；1989年9月，我们签订了合同。” 赵铠回忆说。

2005年10月，瓦杰洛斯在北京接受我采访时回忆道： “1988年，当中国政府代表团与默克商谈转让乙肝疫苗生产技术时，我们非常乐意这样做，因为当时中国乙肝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都很严重，疫苗在中国有巨大市场。但是，由于两国国情的巨大差异，谈判一度限入僵局。”

“最初我们希望向中国出售乙肝疫苗，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即使我们将价格降到最低，他们也难以承担。在美国，乙肝疫苗需要在半年内分三次注射，费用是100美元，但对当时的中国普通家庭来说，这笔支出相当于他们大半年的收入。因此，我们开始谈判技术转让，价格问题再次出现，我们将价格一再压低...... 我很焦虑，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们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新生儿出生24 小时内就应该接种第一次疫苗......最后，我提出以700万美元底价将这项技术转让给中国，因为我知道，我们培训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派遣默克人员去中国的费用，将会大大超过这一数目......几个月后，中国代表团同意了这一提议。”瓦杰洛斯说。